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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霞知识产权技术类案件裁判文书的撰写

作者: admin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9-09-02

关键词: 裁判文书, ┊阅读:次┊

  知识产权技术类案件裁判文书的规范性是其基本的框架,语言的运用是其血肉,对争议焦点的确定及专业问题的分析判断则是其灵魂。裁判文书要甄别证据构建的事实与裁判结论是否相关,甄别认定的事实与援引的法律条款是否有联系。裁判文书说理中要防止不结合技术事实进行公式化的泛论,要切忌脱离案件的争议焦点,为创制规则而“为赋新词强说愁”。

  “法律并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背后有情有义。要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既要义正词严讲清法理,又要循循善诱讲明事理,感同身受讲透情理,让当事人胜败皆明、心服口服。”这是2019年1月15日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作出的要求,体现了政法工作的政治属性、法治属性、专业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融合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现实需求。裁判文书具有双向性,既承载检验司法公正与否的凭证,也承载检验任性裁判与否的标尺。作为定分止争记载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的载体,摆正法理、事理、情理三者关系,乃是时代所需、民众所盼、司法大势所趋。

  裁判权是审判权的核心,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依法裁判的重要表现形式,某种程度上说,裁判文书不仅是法治面貌的一个风向标,也是承办法官的名片,是衡量法官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法官价值取向、法律素养、文字功底的集中反映。作为纠纷的裁判者,写好裁判文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一份内容客观、说理透彻、形式规范、裁判准确的裁判文书,使司法分配正义的功能以看得见的形式展现,必定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司法的公平。统一制作裁判文书样式, 为裁判者提供标准化文本,既是严格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 也是司法活动、司法行为规范化、公开化的客观体现。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陆续出台了《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以及《行政诉讼文书样式》,对举证、质证、事实认定、裁判理由及相关格式、排版等均作了统一规定,对各级人民法院制作裁判文书提出了统一要求。贯彻落实文书样式,是切实履行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重要方面,对规范诉讼活动、展示司法公正以及提升司法公信、弘扬法治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一篇裁判文书,文书的规范性是其基本的框架,语言的运用是其血肉,对争议焦点的确定及专业问题的分析判断则是其灵魂。规范裁判文书,能够反映司法审判的权威性,同时也是法官裁判法律思维的最佳体现。

  裁判文书的撰写要求结构完整、要素齐全,应当包括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基本情况、案件的由来和审理经过、事实、理由、裁判依据以及判决主文。案件由来部分应当根据一、二审或再审程序的不同,简要写明当事人起诉、上诉、发回重审或申请再审、指令再审、提审等情况。多次开庭审理的,应当分别简述,三国全面战争里特殊人物的特殊,以充分体现开庭审理的经过。案件因涉及商业秘密或者隐私等问题不公开开庭审理,裁判文书应援引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援引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或者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存在中止诉讼后又恢复审理等情况, 应在此部分写明过程。裁判文书主文是对案件实体问题作出的处理决定,裁判结果要明确、具体、完整,应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问题作出终审结论。原审判决中未明确履行期限的, 二审或再审裁判文书应写明判项的履行日期。对于金钱给付的利息,当事人要求计算至判决执行之日止,而原审裁判计算出绝对数的,二审或再审应予以纠正,应当明确利息计算的起止点。诉讼费用不属于诉讼争议的问题,不应列为判决结果的一项内容,应在判决结果后另起一行写明。

  知识产权技术类案件是将与技术事实相关的争议转化为法律语言,在权利保护的框架下进行的审理裁判。裁判文书所涉的技术事实要以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认知为基础,注意诉辩主张、争议焦点及进行裁判援引法律条款之间的关系。

  案件的审理是围绕着当事人的诉辩主张而展开,诉辩主张是总结争议焦点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文书说理的源起,对于法律适用而言意义重大。固定诉辩不仅为了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也有利于增强文书说理的针对性。知识产权技术类案件要结合当事人的诉辩,确定争议,分析技术事实,作出法律判断。对诉辩主张既要进行提炼、归纳、概括,又要做到全面准确,忠实原意,不应遗漏要点。如侵害专利权纠纷中,存在两个以上的权利要求时,需要明确权利人针对被诉侵权行为所依据的具体的权利要求。原告庭审时变更诉讼请求、提出新的诉讼请求,被告未作书面答辩或第三人未提交书面意见,但在庭审中进行口头答辩或陈述,对原书面答辩或陈述意见予以补充的,裁判文书中应当予以表述。被告提出反诉的,亦应在此部分概述其反诉请求、依据的事实、理由以及对方的答辩情况。对于被告抗辩的叙述要进行提炼、归纳。如被告主张不侵权,既提出现有技术抗辩,又提出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未落入保护范围,还提出先用权抗辩的,均应当予以完整表述,并逐一审理。

  裁判文书的核心功能就是全面、准确地对争议焦点进行释法析理,进而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依法判定。唯有争议焦点得到有效回应,才能实现定分止争。知识产权技术类案件文书用语的专业性和准确性要求高、标准严,对于当事人争议的焦点,要严谨精炼,并逐项予以阐述,与分析认定争议直接相关的事实要有所交代,不能空白,与说理相关的事实应当侧重撰写。技术事实与法律适用的争议,要分门别类逐项予以阐述,并注意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2009)民提字第84号侵害氨氯地平对映体的拆分发明专利纠纷案,被诉侵权方以被诉侵权产品是其使用自有335专利方法得到的进行不侵权抗辩,案件的焦点问题除审查上诉主张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侵权成立所依据的某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有无证明力,还涉及方法专利侵权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即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否正确。再审法院经过对技术事实的再查明,认定该检验报告的结论不应采信。判决书首先叙述所涉鉴定中心的鉴定业务不包括知识产权司法鉴定。其次,叙述本案的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曾以实施335专利尚需一定的经验、技巧和诀窍为由,向法院提出现场勘验申请,请求组织各方当事人以及相关技术专家对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方法进行现场勘验,但未果。再次,叙述再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提出现场勘验申请,请求进行现场勘验。判决书在再审查明部分分重点、分层次对现场取样及原料封存、3组9次氨氯地平拆分试验的具体过程进行了叙述。需要一提的是,判决书对现场勘验过程、当事人提出异议以争点的形式详细进行了罗列,并在“本院认为”部分逐一进行了回应, 所依据的事实均在判决书再审事实查明部分中予以叙述,如现场勘验实验原料的取样、封存、使用以及再次封存等均在各方当事人的共同监督下进行,勘验使用的方法是基于335 专利、335专利权利要求1均没有对“2-丁酮”的具体加入方式以及具体的反应温度进行限定,现场勘验9次拆分试验获得的固体合并进行重结晶,并没有超出335专利技术特征限定的范围。双方的诉辩、争议焦点、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法院的裁判说理相辅相成,水到渠成得出了该案的再审结论,即现场勘验结果证明案涉鉴定报告结论存在错误。判决书还针对原审法院对于举证责任的法律适用问题,结合专利法关于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的法律规定,联系查明的技术事实,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记载的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是“结合一个 DMSO-d6的(S)-(-)-氨氯地平的D-酒石酸盐”,或“结合一个DMSO-d6的(R)-(+)-氨氯地平的L-酒石酸盐”,而专利权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诉侵权人在制造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及其片剂时,也制造了“结合一个DM- SO-d6的(S)-(-)- 氨氯地平的D-酒石酸盐”中间产物,因未能证明被诉侵权产品与依照涉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属于同样的产品,因此,得出了不应由被诉侵权人承担证明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举证责任的结论。知识产权技术类案件往往涉及复杂技术事实的认定,该技术事实的真伪往往又与非技术事实尤其是法律适用问题相互交织,因此,对于争议焦点的叙述位置不应当强求一定要在本院认为部分。尤其是当事人对技术事实的争议分散时,可根据争议的具体内容确定叙述位置。

  裁判文书证据的撰写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有:简单表述认定的事实、笼统罗列证据不表述质证认证过程,造成二审审理难以确定原审查明事实的准确性,难以判断当事人在二审提交的证据是否为新的证据。有的文书虽将证据逐一列明、事无巨细叙述了质证认证的整个过程,但审理查明部分均没有与上述证据相关的事实,与最终裁判的结果亦无关联。

  在知识产权技术类案件的审理中,对与涉案权利无关的技术事实进行有效筛选,是准确适用法律、解决争议、提高审判质效的前提。

  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从案件的受理立案,到依法审理、调解和判决等阶段,诉讼的整个过程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围绕证据问题展开的。法官的基本功中一部分是适用法律的本领,另一部分就是收集、判断和采信证据,辨明是非的本领。对事实的认定应当以证明主张为基础,对于证据证明内容的表述次序应当围绕诉辩与焦点问题逐一展开,这既有利于呈现争议的完整信息,也符合说理逻辑。

  通过证据构建事实时需要注意,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并不都是裁判文书需要认定的事实,裁判文书中所要记载的只是法律事实,亦即法律上发生效果的事实,尤其是与复杂分散的专业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技术类案件。

  只有在法律规范适用上有意义的事实才是裁判文书中所要认定的事实, 如(2013)知行字第77号治疗乳腺增生性疾病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专利无效案。该案件的争议焦点为所涉专利是否具备创造性,专利权人在申请再审阶段提交的反证3记载,比较减压干燥、喷雾干燥两种干燥方式制备的乳块消片提取物的含量差异,喷雾干燥制备的乳块消片中提取物丹酚酸B的含量比较高。专利权人据此主张省略减压干燥步骤带来的技术效果是本领域技术人员难以预料的,该专利技术方案具备创造性。经审查,该专利权利要求1通过重量份的方式限定了药物组合物的原料药构成及制备方法,并未限定最终制备形成的药物组合物产品的活性成分及含量,丹酚酸B的功能、效果等技术内容也未记载在该专利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中。在阅读该专利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无法得知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是提高丹酚酸B的提取物含量,以及其含量与本案专利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有何关联,因此,反证3的待证事实与判断该专利是否具备创造性并无关联。即便是查明了该事实,此事实的存在也因为与专利公开的内容无关联而丧失证明力。该案裁判文书在说理部分记载:认定权利要求与最接近现有技术之间的区别技术特征,应当以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为准,并将其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公开的技术特征进行逐一对比。未记载在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不能作为对比的基础,当然也不能构成区别技术特征。

  对事实的认定应当以证明主张为基础,对证据的采信实际上是对当事人证明主张的采信,甄别证据构建的事实与裁判结论是否相关,需要熟悉与所涉纠纷相关的法律法规,所认定的事实要与援引的法律条款有联系,裁判结果才能与当事人的争议相对应。该部分的事实叙述对于裁判结论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意义有很大影响。如对已存在鉴定报告是否允许再进行鉴定,实践中做法不一,多数观点认为在有证据证明现有鉴定报告不具有证明力时,才能允许再鉴定。可见,与此相关的请求以及主张或证据应重点审查,裁判文书中要侧重交代。

  在(2015)民申字第2633号“大丰30”侵害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中,再审申请人主张在已有合法有效DNA鉴定报告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又认定涉案DUS测试报告的证明力,法律适用存在错误。该案裁判文书对 重开鉴定的DUS测试报告的由来进行了重点查明,先介绍了种子法规定,审定未通过的农作物新品种和林木品种,申请人有异议的,可以向原审定委员会或者上一级审定委员会申请复审。《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也规定,申请者对审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原审定委员会申请复审。再联系案件事实,即原审法院采纳的涉案DUS测试报告是由于本案被告就品种审定中的DNA检测结论提出异议后,山西省农业种子总站委托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进行测试而形成的,该报告的形成有行政法规的依据。通过事实的查明和援引的法律法规,回答了涉案DUS测试报告不具有合法性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特异性的判定是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的重点的内容,因此,裁判文书又围绕该重点对测试报告的出具机构、测试期、测试过程及其结论等进行了重点查明。如查明在种植试验中,“近似品种鉴2011-001B,有差异性状:41*果穗:穗轴颖片青甙显色强度,申请品种描述:8强到极强,近似品种描述:5中”,“数据结果表记载,鉴2011-001A与鉴2011-001B的测试结果除41* 果穗外,差别还在9雄穗:花药花青甙显色强度分别为6中到强、7强,24.2*植株高度分别为 5中、7高,果穗长度分别为5 中、3短”。由此可见,某个法律规范是推理的大前提,小前提是关于案件的证据,结论则是裁判的结果。

  审理知识产权技术类侵权纠纷,对于所涉权利是否有效应当给予主动审查。在撰写中应当注意,在确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时,应当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授权时的权利要求书文本为依据。在依据发明专利说明书解释权利要求时,应当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的发明专利说明书而非发明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记载的内容为准。专利被部分无效的,应当以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确定维持的权利要求为依据。准确确定权利人申请保护的专利权利要求,不应当将与之不存在引用关系的技术特征纳入请求保护的范围。在专利权被宣告部分无效后,应当以每一个被维持有效的权利要求与其所引用的权利要求分别作为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依据。此外,这些被维持有效的权利要求记载的都是各自不同的应当受到保护的完整的技术方案。

  裁判说理是司法之眼。唯有争议焦点得到了有效回应, 才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才能让赢者明白,输者服气。判决书说理制度的正当化过程更像是一种需求,是法治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促使其由合理性向制度合法性的转换。裁判文书的核心功能是全面、准确地对争议焦点进行释法析理,进而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依法判定。裁判理由是裁判文书的核心部分,裁判说理内容应当完整,要有针对性和说服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说理是否透彻并无撰写技巧,关乎审理思路。

  裁判文书的撰写遵循清晰的审理思路,能够极大地增强释法析理的效果。知识产权技术类侵权纠纷的认定,基本都具有一个大体相同的认定流程,法官一般均按照该流程或者思路细致、严密地对所要认定的行为是否侵权进行判断。如侵害专利权案件认定流程通常是:确定请求保护的范围、确定被诉侵权行为并确定被诉技术方案、分析比对技术特征、判断是否落入保护范围、审理抗辩是否成立。该认定流程将法官的主观意志纳入一个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便于法官的认识进入一个可见又易于操作的程序,保证法官的内心确信更符合客观实际,更具有客观实在性。

  对技术方案及技术特征的撰写。专利技术方案是一个整体,其所包含的技术特征并非孤立存在,不能割裂技术特征之间的关系,忽视有关技术特征在整体技术方案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撰写某个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是否具有相当性时,应当表述它们在各自技术方案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否相同,结合权利要求的表述,在全面、准确理解相关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表述专利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和与之相对应的被控侵权物或对比文件中的技术特征。

  技术类纠纷案件中,通常出现的争议是对技术特征的理解。文书撰写中,应当以本领域技术人员作为判断主体,以专利申请文件作为基础进行分析,注意叙述说明书与权利要求书记载的相关内容。如(2012)行提字第29号钮形电池专利无效案中,争议焦点在于对权利要求1中电池负极片结构的理解,该案的裁判结论就是基于专利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权利要求与说明书之间的关系。该案裁判文书就是通过对说明书相关内容的叙述,分析了专利申请人完成涉案发明时确定的技术问题,在对技术方案的深入分析后对电池负极片的技术特征进行了解释。再如,(2013)行提字第17号容错阵列服务器发明专利无效纠纷案中,争议在于如何理解权利要求1中的技术特征b“键盘、鼠标、显示器、网卡和电源通过整体插头和整体插座连接”,对“和……和……连接”的表述理解上存在歧义。该案裁判文书在撰写中叙述了涉案专利说明书相关发明目的和技术效果的记载,叙述了专利的改进以及本领域的常识,同时退一步阐述了如果将技术特征b仅仅理解为通过整体插头和整体插座的连接,使得键盘、鼠标、显示器、网卡与电源相连接,既不能实现本案专利所要解决的一次插拔的发明目的,亦有悖于本领域的公知常识,据此得出技术特征b应理解为“电源与键盘、鼠标、显示器、网卡为并列关系,所述部件均通过整体插头和整体插座连接”的结论。

  确定侵权行为,固定侵权物。在确定和撰写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时,要特别注意识别被控侵权物以分解、合并或者包含等方式存在的与专利必要技术特征相对应的特征。要对于被控侵权物的技术方案作出全面、客观的叙述。应当仅就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相应技术特征是否等同进行判定,要以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与被控侵权物的全部技术特征逐一进行对应比较。在裁判文书的撰写中,要注意是特征等同而非方案等同。不应当对被控侵权物的技术方案与专利技术方案在整体上是否等同进行判定并进而以此认定专利侵权。

  尊重固有的术语体系,规范用语。条理清晰、文字规范是优秀裁判文书所具备的要求,使用尽量有限的文字,确保每个字都言之有物。应避免使用可有可无、极易引发误解的词语和句子,尤其是涉及技术事实的裁判说理。说理要尊重固有的术语体系,不可自创术语。如判决书中出现“由于‘莱农14号’指代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植物种子的新品种,被上诉人将该名称使用在其植物种子、植物种籽商品,557744香港赛马会幽默,其范围远大于‘莱农14号’指代的商品”,该表述极易产生误解,植物新品种有明确的法律定义,不存在“传统植物种子”这一概念,且植物新品种的名称并非商标标识。

  知识产权具有边界模糊性、高度创新性和公共政策性等显著特点。精准地厘清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不仅有助于实现各方权益的平衡,而且有利于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法的基石,法律规则适用的逻辑层次是重要的裁判方法问题。案件涉及该类问题,裁判文书应当逻辑严密,重点交代。

  如(2011)行提字第13号精密旋转补偿器案,由于说明书与权利要求的记载不一致,无效决定以及一、二审判决认定该实用新型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该专利权应当宣告无效。该案件的争议点在于,权利要求1中的特征“两者之间留有间隙”的“两者”是指哪两者?再审判决否定了二审法院以及被诉行政决定的结论。判决书的说理层次是:

  首先,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其具有的普通技术知识,能够知道权利要求1的撰写存在错误。

  其次,通过阅读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两者之间留有间隙”的“两者”应当是指延伸管与内管,不会误认为是外套管与延伸管之间留有间隙。由此可见,权利要求对文字撰写存在明显错误。

  再次,由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清楚准确地得出唯一的正确解释,“两者之间留有间隙”是指内管和延伸管之间留有一定的间隙,这与说明书中公开的内容相一致。据此得出结论:内管与外套管之间以及外套管与延伸管之间不可能既连接,又留有空隙,权利要求1中“两者之间留有间隙”的“两者”不可能是指外套管与延伸管,而只可能是内管与延伸管。由于该案件涉及裁判标准是否有损权利要求的公示性,因此,判决书在说理部分又对为何对专利权人的撰写错误“网开一面”进行了分析,其理由是:专利权利要求1的记载错误如此明显,更正该错误的答案如此确定,本领域技术人员必然以该唯一的正确解释为基准理解技术方案,因此,明显错误的记载并不会导致权利要求的边界模糊不清,明显错误的更正性理解并不会导致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在内容上发生变化,进而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权利要求的公示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需要强调的是,裁判说理是基于法律规则所作出的,不宜引述多种学术理论观点。罗列学术观点的做法忽视了法律文书的第一读者是案件当事人,而不是专家学者,这样做容易造成法律文书说理艰涩难懂,也容易使理论上的学术争鸣和学理解释与法律规定混同,使人对定案依据产生怀疑和困惑。裁判说理的目的是解决个案问题,这是由其功能决定的,因此,裁判文书说理中在防止不结合技术方案叙述公式化套话的同时,更要切忌脱离案件的争议焦点,为创制规则而“为赋新词强说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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